当时各界对张学良一片喊杀声，他出去不是碰到游行就是遇到攻击。爱国地下组织声言要暗杀他，国民党马君武的《哀沈阳》把张伤得不轻。张学良羞愧难当，一边是领袖，一边是家仇国恨和人民怨怒，少帅几近崩溃。一项纪录说，事变前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劝他说：“我觉得共产党不过是癣痂之疾，日本对我们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！副司令应当劝蒋先生放下枪杆，同陕北合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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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图：蒋介石与张学良】
张学良听了，说：“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，你要我去和匪合作，不是太混蛋了吗？”秘书说：“你才混蛋呢！放着国难家仇不报，一天到晚地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，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混蛋呢？”
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，说：“你说得对，我们两个都是混蛋。”“西安事变”的原因，简单地说，就是张学良主张抗日，为雪自己和家国之羞愧。这张图片正是张的心情之最好写照。一天之后，12月12日，蒋介石被张、杨扣押。1936年12月，张学良与杨虎城实行中国军人中的最严厉的手法——兵谏，扣留了在西安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，以逼其抗日。
1936年的《时代》周刊详细记述了这次事件，只是西方人的视角很有意思。他们称“老练的记者们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委员长兼行政院长绑架案——不可思议”。从任何西方视角来看，“不可思议”的是东亚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竟为暴力所俘，46名卫兵悉数被杀；
事变中他本人假牙丢失，在被“曾吸毒成病”的少帅张学良囚禁的13天里，大部分时间都在诵读《圣经》；最后，他又突返南京，宣称惨遭绑架在部分程度上是咎由自取；而绑架者之所以把他放走，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读了他1936年大约五万字的个人日记后，深受感动！而在东方人看来，这一切没有什么不可思议，不过是中国人在“保全面子”。
这起无可争议的事实首先是：被绑架的委员长兼行政院长的夫人毅然离宁，飞赴绑架者的大本营——西安。与之同行的还有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兄长宋子文、神秘莫测的澳大利亚“顾问”威廉·H·端纳——他在不同时期曾跟随绑架者张学良和被绑架者蒋介石多年。他们在西安下了飞机，当时浓雾笼罩，夜色朦胧，机场上众多士兵举起了数百个火把。机场上的士兵隶属名气稍逊的杨虎城将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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